依我看，我们还是早一点从天上下来吧，不用再为卢佛尔宫还是蓬皮杜中心操什么心了，赶紧回来，实打实地来看看这位法国天才把我们的国家大剧院搞成什么样子了
听到一个故事，说是乐观者发明了船，悲观者发明了救生圈；乐观者做了玩命的赛车手，悲观者却当了外科医生；乐观者说这酒才喝了半瓶，悲观者却说这酒只剩半瓶了。我不知道自己算是何类，也许更多属于悲观者，因为面对着即将开工而令人忧思的国家大剧院，舆论界却保持着令人吃惊的镇静，实在是乐观不起来了。但我却从来自以为是一个乐观者的，因为默不作声的往往是悲观者，而乐观者发明了扩音器。
不久前，本人以“扬波”为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不同意已经入选的法国人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收到不少反馈，有支持者，有认为写文章无济于事者，还有将此项工程与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或卢佛尔宫扩建工程（它们当年都遭到过强烈反对，而今却都成了世界名作）等相提并论，对拙文颇感怀疑者。尤其是设计者本人安德鲁也以埃菲尔铁塔为据，为自己辩解。但不管怎样，大家都承认作为中国一项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国家大剧院确实是一个应该慎之又慎对待的大问题。恰巧上面提到的三座建筑都在巴黎，也都是一些“标志性”建筑，到不妨以之为比较。此外，我还想把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也拉进来。先从卢佛尔宫说起。
卢佛尔宫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岸，座东面西。1667年由路易十四钦定的东立面是典型的古典主义，绝对对称，充满理性精神。南北两翼向西长长伸出，围合着略呈梯形的拿破仑广场，朝向广场的立面也是古典兼折衷风格。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卢佛尔宫改为博物馆，但过了200年，已越来越不符合现代博物馆的需要了，法国人决定加以扩建改造，任务落到贝聿铭的肩上。
对于老卢佛尔宫，贝聿铭自问：“如何做到不触动它，不损害它。既充满生气，有吸引力，又尊重历史？”他大胆设想向地下发展，用“减法”在广场下挖出三层“建筑”，把原来互不联属、参观路线既长又单调的旧宫在地下联系到一起。广场上耸起一座玻璃金字塔，作为总入口中央大厅的采光口，由几座喷泉和四座小金字塔陪伴着。迷雾般的水流仿佛披散的轻纱，使透明的金字塔更平添上一种如梦似幻般的风韵。从中央大厅斜望，老卢佛尔宫的轮廓闪现在钢架和玻璃后面，现代和传统融为一体。贝聿铭出色地做到了既突现了当代的创造，又虚心尊重了传统。
负责管理扩建工程的比亚西尼从一开始就对贝氏特加青睐。他说：“我对他特别感兴趣是因为他是一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来到卢佛尔宫，就像一位满清大员带来历史、文化和传统的问候，又带来美国人的新颖构想。”（转引自史建《天地之灵——东西方经典建筑艺术的魅力》）经过密特朗总统同意，贝聿铭竟得到免除竞标直接承接任务的殊荣。在这里，贝氏并不缺乏的东方式的谦和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谦和不仅体现在人际，更体现为对传统和环境的虚怀若谷。
当初，由于人们对有点像是埃及法老陵墓的金字塔造型的误解，的确反对之声不绝。但从整个过程中，难道我们看不出贝聿铭并不是简单地要“打破”传统（其实，“打破”是非常容易的，简单到不用动一根手指头，但也是最没有出息的），而正是基于对传统和环境的充分尊重吗？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采用这个方案，广场上拥挤着一堆特别新巧的现代建筑，把老宫完全挡住，会是何等景象。
东方式的谦和，同样也体现在贝氏设计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上。
东馆建于1978年，也是一个扩建工程，西面是老馆。老馆与更东远远相望的国会大厦及北面的白宫一起，都是典型的古典主义。要是东馆也走古典主义的路子，问题倒也简单得多，但贝聿铭坚持不走回头路，同时又要做到与原有风貌的协调，就是个难题了。他殚精竭思，在很别扭的直角梯形基地上，大胆地用一条对角线将它分成两个三角形，以面向西馆的等腰三角形底边为正面。光墙面、简单的几何体构成和挺拔的尖角，简洁而新颖，具有鲜明的现代感。但又基本对称，不太高，与西馆东立面的对称构图和高度呼应。全部外墙都贴着与西馆一样的桃红色大理石，加上它颇带古典风味的典雅高贵的格调，使得任何人都不能指责它破坏了环境，蔑视了传统。在东、西馆之间的广场下面，有连接二馆的地下通道和休息厅，喷泉叮叮咚咚地洒落在休息厅的天窗上。
建成当年，就有包括卡特总统在内的许多评论给以高度评价。纽约时报说：“巍立的东馆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它告诉我们，可以有别的办法使建筑艺术跨越不同的时代相互交融，而且交融得很好。”
1889年是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在巴黎塞纳河南岸耸起了一座高达328米的铁塔，以其昂扬挺拔的气势，空前的高度和全然不同于欧洲传统石头建筑的新颖形象，歌颂了大革命的光荣。它也曾引起过激烈争论，包括莫泊桑、小仲马在内，许多人都起劲地反对它，甚至闹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这么一个用钢板和螺栓安装起来的“柱子”，会有损巴黎这座拥有如此众多古典建筑的城市景象。但事实却证明埃菲尔还是对了，他的塔现在已成了巴黎人的骄傲。当时他曾据理力争，说：“难道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师，就不关心美观了？我设计的四条符合计算数据的弧形支脚，一定会做到刚劲有力，美观大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是的，这座新颖建筑确实是十分美丽的，人们甚至称它有一种“女性的魅力”，具有古典美的色彩。基部的四个钢铁大拱门，显然也在与传统对话。
大铁塔西边远处，隔着塞纳河，是古典风格的对称的艺术博物馆；东边远处则是军事学院，也是对称的古典风格。二者遥遥相望，其间用宽阔的大道连接着，正好从正中穿过铁塔的东、西拱门，使铁塔成为大环境中有机的组成。
以上例子说明，当初曾遭到过反对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失败的，更可能是因为人们一时的不理解。但要因此就认定凡是遭到过反对的，就一定是成功的，那却就不一定了。
当代西方有些现象，千奇百怪，出人意外。这是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似乎人人都在表现自己。与东馆这样一些倾向于典雅的作品绝对相反，1977年，隔着塞纳河，与著名的巴黎圣母院相望，在巴黎市中心就出现了一座活像化工厂的奇特建筑：在朝向大街的立面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管道，翻肠倒肚地展示着。另一面有几条水平走廊和一条斜平相间的自动电梯，用有机玻璃圆罩子盖着，也是一些光闪闪的大管子。其实这不是什么工厂，却是一座以蓬皮杜总统的名字命名的国家级文化艺术中心，由意大利人皮阿诺和英国人罗杰斯设计。
它也被激烈反对过，反倒因此而成为80年代的世界名建筑，但我们却很难肯定是否也应该给它一个如前面提到的三座建筑同样的地位。即使在如今迭出奇招的西方，直到现在，不少评论家仍批评它是一种“波普派乌托邦大杂烩”，指责它全然不顾环境，过分重视了物，忘记了人和精神、文化和艺术，是一架“偶然降落在巴黎的班机”，违背了建筑的使命。内部空间也过于灵活，互相干扰，使用并不方便。外观那种过于五花八门的形象，也冲淡了馆内展品的重要性。
所以，我倒是觉得，世上在有过曾被反对后来却证明反对错了的现象的同时，也有着当时就很难说好后来也不怎么样，或当时就很叫座后来也长盛不衰，甚至当时被疯狂崇拜恨不得推向世界如今却被彻底否定了的东西。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也不管在建筑还是更多方面，都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似乎，最后一种还占到多数。
甚至安德鲁的老乡、法国世界报记者爱德曼都对这个中国国家大剧院方案没有什么好话。爱德曼意味深长地提到：“前来巴黎参加教科文主办的中国文化周的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吴良镛教授，把两个模型送给了法国，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一个是孔子研究院。保罗·安德鲁需要花时间认真思考一下其中的含意了。”安德鲁或许已经在思考了，难道这反倒与我们无关？
福尔摩斯和华生外出野营，晚餐后在帐篷里睡着了。福尔摩斯半夜醒来，轻轻推了推伙伴，“华生，朝上看看，告诉我你推断出什么？”华生说：“从天文学上，它表明宇宙中有上百万的星系和亿万颗星球。从星相学上，我观察到土星在狮子座。从气象学上，明天会是个好天气。”福尔摩斯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亲爱的朋友，有人偷走我们的帐篷了！”
依我看，我们还是早一点从天上下来吧，不用再为卢佛尔宫还是蓬皮杜中心操什么心了，赶紧回来，实打实地来看看这位法国天才把我们的国家大剧院搞成什么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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